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三大主力红军之一，是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培育和指挥下成长壮大起来的主力红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长征期间，它一直担负着保卫党中央和红军统帅部的光荣而艰巨任务，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急关头，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面对着优势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最大压力，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边，为纠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战胜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保卫党中央，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北上抗日救国战略方针，积极维护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统一，不仅连续突破了优势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夺取了长征的伟大胜利，而且继续高举抗日救国的伟大旗帜，胜利地进行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和西征战役，为党的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举行了奠基礼，并为壮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巩固和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推动抗日救国形势的迅速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尤其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铸就了经久不衰的长征精神，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上起了表率的伟大作用。下面我们就此问题谈几点看法，就教于专家和学者。
　　一、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瑞金、于都、长汀、宁化等地区出发，开始长征。至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历时一年，途经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等11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
　　在此期间，红一方面军用于作战的时间41天，日行军的时间267天，夜行军18天，行军速度平均每天约为70里，全程休息约47天；翻越了20多座大山，其中有大余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越城岭和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拖罗岗（又称仓得山）等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渡过了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江、渭河等22条河流，通过了苗族、彝族、藏族、羌族、回族等10个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湘江、乌江、四渡赤水等重要战役战斗380多次，占领了黎平、遵义、通渭等60多座大小城镇，突破了数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和沿途10个地方军阀部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人类历史上矗立了一座无与伦比的丰碑。
　　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胜利，不仅标志着蒋介石国民党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一方面军的狂妄计划彻底破产，而且保存了大批中华民族的精华。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总是梦想把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斩尽杀绝。他们费尽心机，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不断派重兵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连续不断地“进剿”、“会剿”和大规模“围剿”，妄图彻底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领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举行长征。
　　但是，红军长征也不是坦途旅游，而是处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和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之中，蒋介石妄图借此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再加上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尤其是张国焘的武力威胁，险象环生，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但是，红一方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扬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光荣传统，斩关夺隘，抢险飞渡，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的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战胜了数不清的艰难险阻，胜利地到达陕甘根据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举世无双的伟大长征，保存红军基干7000余人和大批干部。红军的人数虽然减少了，但这是经过千难万险锻炼和考验的民族精华，是全国同胞团结御侮的核心。
　　二、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不仅遭到优势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受到恶劣自然环境的重重阻碍，而且受到党内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特别是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严重威胁，斗争异常尖锐、复杂、激烈，稍有不慎，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但是，他们坚定不移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边，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北上抗日救国战略方针，不仅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而且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
　　第一，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定的北上抗日救国战略方针，这是夺取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正确领导，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和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长时间处于无根据地作战的困境之中，数十万国民党军疯狂地进行围追堵截，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物资供应极其缺乏，其困难之严重，生活之艰苦，斗争之紧张激烈，实属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因此，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不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无法胜利地进行长征，就有被优势国民党军打垮和消灭的危险。
　　长征初期，由于博古、李德等人采取了消极避战、退却逃跑的方针，把战略转移变为大搬家，致使中央红军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后，折损过半，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坚决要求恢复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利用国民党军之间的矛盾，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界地区，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不断调动和打击国民党军，先后进行了四渡赤水，两渡乌江，威逼贵阳，进军云南，迫近昆明，巧渡金沙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掌握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实践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确定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这是夺取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但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为了攫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拥兵自重，反对党的北上抗日救国的战略方针，大肆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派别活动，企图以武力危害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因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北上抗日救国战略方针，不顾张国焘的严重威胁，先行北上，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与红15军团会合，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一举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为党的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举行了奠基礼。随后，红一方面军按照党的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和“以发展求巩固”为核心内容的战略方针，先后进行了东征战役、西征战役，有力地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巩固和扩大了陕甘宁根据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促进了红军与东北军、第17路军三位一体的形成，为尔后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发展西北抗日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第二，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确处理好走与打的关系，这是夺取长征胜利的主要战法。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确处理好走与打的关系，是战略转移中争取主动，力避被动的重要战法，也是突破优势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夺取长征胜利的重要关键。
　　长征途中，国民党军依仗其优势兵力，从空中进行狂轰滥炸，从地面上进行围追堵截，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于运动之中。红军的处境异常艰险，随时有被国民党军合围聚歼的危险。因此，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红军必须树立坚决战斗的思想，必须密切注视敌方的情况变化，善于灵活用兵，正确处理走与打的关系，实行能走能打的行动部署；在根本战略方向不变的情况下，要经常变换作战方向，使国民党军摸不清红军的战略意图；要采取一切巧妙的方法，去迷惑和调动国民党军，创造战机，歼其一路或几路，改变战局；如果情况不利则应迅速转移位置，或改变进军方向，以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只有这样，才能从被动中争取主动，才能掌握部队的行动自由权。
　　但是，长征初期，由于博古、李德等人没有把战略指导思想“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而是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采取消极避战，退却逃跑的方针，致使中央红军“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湘江战役的沉痛教训，就是这一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恶果。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正确领导与指挥之下，一反“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的笨拙战法，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充分发挥红军善打运动战的特长，利用国民党军之间的矛盾，采取声东击西的灵活战略战术，大踏步地进退，忽南忽北，避实击虚，即打即离，实施了广泛的机动作战，大胆地穿插迂回于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之间，取得了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战役战斗的重大胜利，在战争舞台上导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从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扭转了被动局面，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灵活用兵、机动作战的光辉典范。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和驾驭整个战争的非凡才能。
　　第三，顾大局，识大体，加强革命团结，密切联系群众，这是夺取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团结是胜利的保证，没有革命的团结就没有革命的胜利。红军长征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实现了全党全军和沿途各民族人民群众的革命大团结。
　　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正确领导下，高举团结的旗帜，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顾大局，识大体，讲团结，讲奉献，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特别是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刻，他们把方便和生的希望让给同志，把困难和死亡的威胁留给自己。从而，使得红军上下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各路红军之间和红军同少数民族群众之间，实现了革命的大团结，夺取了长征的伟大胜利，谱写了一曲曲团结战斗的赞歌。诸如：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与红15军团会师，以及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红军的革命团结、阶级情谊是十分感人的。他们抽调部队，交流干部，赠送衣服、鞋袜、粮食，举行各种方式的联欢活动，交流经验，互相学习，洋溢着真诚团结的热烈气氛。他们把顾大局、识大体，讲团结、舍己为人、生死与共，作为处理红军内部关系的自觉准则。尽管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和破坏，在少数人中造成一些误解和不信任，但是红军广大指战员之间的革命团结、阶级友爱是牢不可破的。这是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夺取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
　　红军在加强内部团结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同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团结。他们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帮助群众组织苏维埃政府，建立少数民族游击队，没收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的财物，分配给广大贫苦的群众，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诸如：中央红军在通过彝族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并帮助他们成立了工农红军彝民沽基支队之事，至今传为佳话。由于红军得到了彝族群众的信任与帮助，从而顺利地通过了彝民区，并有部分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红军爱群众，群众拥护红军，他们积极帮助红军筹粮筹款，烧火送饭，搜集情报，掩护伤病员，当向导，抬担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支援红军作战，并把自己的亲人送入红军。在遵义地区时，由于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在短短的10多天里就扩大红军4000余人。实践证明：只要保持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以及各路红军与各族人民群众的团结，同心协力，奋力拼搏，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就一定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会无往而不胜。
　　三、用血与火铸就了经久不衰的长征精神
　　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已经过去80年了，炮声消失，硝烟散去，但他们用血与火铸就的长征精神，已经突破了时空和国度的界限，在人类历史上树起了一座无与伦比的丰碑。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长征途中，蒋介石调集了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进行围追堵截，红军的行军和作战遇到了严重的危险，斗争和生活极为艰苦，红军途经之地又多是经济文化落后、民族隔阂很深的穷乡僻壤，供给困难，兵员匮乏，枪弹不继，药品奇缺，处境极其险恶。因此，要取得长征的胜利，就必须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充分激发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才能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夺取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坚决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思想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错误，恢复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充分发挥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巨大威力和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从而坚定了广大指战员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红军指战员没有粮食，就以野菜、野果、草根、树皮、皮带等充饥；没有房子宿营，就在树丛茅草中栖身；没有药品，就采集中草药治病疗伤；没有子弹，就用刺刀、石块打击敌人。就这样，他们以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气概，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坚强毅力，忍受着饥饿和伤痛的折磨，爬雪山、过草地，斗强敌，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的：对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坚强精神支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是革命的传家宝。这种精神，来自各级党组织的培养，来自党员和干部的率先垂范，言传身教，总之，来自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
　　长征精神，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曾经鼓舞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险，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和平时期，激励着人民群众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顽强拼搏，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代。“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已经成为鼓舞人们奋勇向前的不竭动力。当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斗争中，仍然需要发扬红军长征精神。